有趣的是，在生命中的重要时刻，我们总是记得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在做什么。那些永远铭刻在我们脑海里的故事，在不经意的时候就会浮现出来。
就像1997年戴安娜去世时一样。在城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夜后的第二天早上，我回到家，让岳母格蕾丝(Grace)代替我照看孩子。这天阴冷，这在八月份的墨尔本并不罕见。20分钟后，格蕾丝打来电话说她住在我家的时候有人闯入了她的家。我开车带着两个孩子，在去格蕾丝家的高速公路上，我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。发生了一场事故，戴安娜受伤了。标题吸引住了我。我记得从播音员说的话来看，我觉得没那么糟。
到了格蕾丝家，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她身上。房子被洗劫一空，一扇窗户被打破，东西到处都是。在孩子们的盘问下，我挣扎着向他们解释了什么是入室盗窃。他们问，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?他们焦虑的起起落落需要我竭尽全力去安抚他们，还有我岳母。与那些自动驾驶的警察打交道——提问、写作、反映工厂问题的乏味表达——不知怎么地让我稳定了下来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想让格蕾丝忘记有人偷了她的画，侵犯了她的圣洁和平静。但这让我们都感到不安。如果格蕾丝一个人在家呢?我自己的丈夫迈克尔不在，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?我前一天晚上在派对上的兴奋完全消失了。
这时我想起了戴安娜。但是格蕾丝的电视被偷了，我也没有手机。我想知道最新情况。她的消息比我面前的消息好多了。“把被偷的东西列个单子给保险公司。”这位身材魁梧、20来岁的警察说。
“强盗还会回来吗?”我九岁的女儿萨拉关切地皱着眉头问他。
“可能不会，”他和蔼地说。然后对我的岳母说，“一旦你把所有东西都换了，他们可能会再来看你。”他们知道你现在拥有什么。”在他的写字板上写着什么，他想念我岳母和孩子们脸上惊恐的表情。“妈妈，强盗也会来我们家吗?”我六岁的女儿莉莉呜咽着说。我怒视着警察，恳求他不要用统计数字来教育我们。但他已经动身去检查破碎的窗户了。“不,亲爱的。不客气。他不知道我们住在哪里。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。这是愚蠢的。入室盗窃通常是随机的。我知道。但她很满意。“你们俩为什么不出去看看能不能摘些花放到奶奶的桌子上?”
另一个30多岁的警察朝我笑了笑。他明白我愚蠢的回答了吗?他也有孩子吗?我瞥了一眼他手指上闪闪发光的结婚戒指——相比之下，我的戒指显得暗淡无光。“我们注意到车库的窗户也被打破了。你检查过车库了吗?”“哦，那扇窗户已经破了。几年前有根树枝掉在上面，我丈夫想把它修好，但是……”
我冲到她身边，用胳膊搂着她，把她拉近。我在口袋里塞的用于治疗花粉病的纸巾对我们俩都很有用。
“窗户打破后不久，他就死了，”我解释说。
“坐下，格雷斯，”我说。“我去泡杯茶。军官们，你们要喝茶还是咖啡?”
“不,谢谢”。
我留下格蕾丝瘫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擦着眼睛，旁边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警察。
“你可以告诉我一些细节吗?”我听见他问。“有个家伙要来擦窗户上的灰尘，采集指纹。然后你可以安排把它修好。不会太久的。”
“是的，谢谢。”她轻蔑地说。
我从厨房的窗户看到孩子们在装水。他们在后院追一只蝴蝶。他们的担心只是暂时的，而我的担心还在。格蕾丝今晚一个人睡在这里怎么样?我应该在迈克尔出差回来之前一直待着吗?我今早把他送到机场，然后再去接孩子们。我看了看表。他还在空中。我至少得等到今晚才能把他送到他住的酒店。我想知道他登机前是否听说过戴安娜的事。
我在碗橱里翻找那罐饼干。打开盖子，我闻到了黑巧克力和薄荷的香味。我选了两个，带他们出去了。
“姑娘们，过来拿饼干!”
他们向我跑来，伸出胳膊，假装是飞机。它们飞奔而过，从我手中摘下饼干，然后跑到花园后面。
“花在哪里?”我叫出来。
“他们来了，妈妈。”萨拉回答。
“我们是在高空飞行的飞机，看哪有最好的花放在奶奶的餐桌上。”莉莉解释着，又一次飞到我身边，满嘴的饼干洒了出来。
我试着打开车库的门，然后走了进去。一切如常。冰冷的空气从污浊的玻璃缝隙中挤出，旧窗帘在空气中飘动。工作台和散落的工具上积了厚厚的灰尘。一棵爬山虎蜿蜒穿过混凝土屋顶的瓦片，绕着一根黑色的木梁。冰冷的空气从开裂的水泥地板上渗透到我单薄的鞋子里，渗进我的脚里。长凳的两侧还沾着一些干的、锈褐色的飞溅物，但地板上的其他东西都被冲走了。我打了两个喷嚏以驱除霉菌。自从我岳父倒在这里以来，什么都没动过，电锯还在他手里动。我想知道格蕾丝从那天起有没有来过这里。当他在这儿躺了几个小时的时候，她是否甘心自己就在几米以外的地方。死亡。
“妈妈!妈妈。你在哪儿?”萨拉的声音刺穿了我的耳朵。我颤抖着，最后一次环顾四周，发现了收音机。我能知道戴安娜的最新消息吗?但莎拉唠叨的电话把我拉了出来，我关上了身后的门。“是的，什么事?”这些话说得比我想说的还要尖锐。
“我们能再吃一块饼干吗?”好吗?”她恳求道。
“请吗?妈妈,请。”莉莉偶尔口齿不清。
“只剩一件了。”我边说边把羊毛衫套在身上。“在这里。”
我在盘子里放了几块饼干，又拿了两块出去，然后把茶端到客厅里。
格雷斯坐在大扶手椅上，显得不知所措。我仿佛第一次看见她:当她用颤抖的手接过那热气腾腾的杯子时，她那双疲倦的眼睛透过黑眼圈凝视着我。我给了她和警察一块饼干，但只有我一个人吃。
“这里很冷。你介意我把暖气打开吗?”我问。格雷斯点点头，但她的注意力仍集中在那位年长的警察身上。
“我担心他会回来，”她说。“他能回来吗?”
“极不可能，”他说。“也许今晚你可以请个人和你一起住?”
他看了我一眼。
“当然。我很乐意和姑娘们待在一起，或者你可以去我家?”
她看起来可疑。
他向我解释说:“如果她今晚住在这里，最好帮她安顿下来……最好是有人在这里。”“那你可能会想让门窗都死锁。”尽量让行凶者难以招惹总是好的。”
我想，这不像从自行车上摔下来，你必须马上重新骑上去。他现在是心理学家了吗?我很烦躁。今天的计划已经泡汤了，我不记得除了打扫房子还能做什么了。不过，他有什么权利提出建议呢?为什么我生他的气，而不是窃贼的气?和迈克尔。应该是他来处理这件事，而不是我。
但我只是点头附和，门铃一响我就去开门。
一个穿蓝色工装裤的男人拿着一个包站在那里。“啊,呃,你好。我是来取指纹的。”
我重新踏上了蹑手蹑脚地从我身后走过来的那个老警察的鞋子。
“喂!史蒂夫。这样,伙计。”
他把史蒂夫领到打破的窗户前，我和格蕾丝一起在休息室里。
“就是指纹鉴定人。”
她点了点头。我们能听到三个警察的低声说话。墙壁上取暖器的声音使房间越来越暖和。
格雷斯的脸红了。
“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?””她低声说。
“这不是你。这只是一个机会。这就是。”我知道什么?我从来没有被抢过。“可能是某个吸毒的小孩想染指任何能很快卖掉的东西。很可能他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去过哪里。”
她忧郁的眼睛里有希望。“你真的这么认为吗?”
“是的,我喜欢。”我把空杯子重重地摔在咖啡桌上。“这是你的家，你应该有安全感。现在，我要叫一个玻璃匠来修窗户，叫锁匠来换锁。然后我会躲回家拿些衣服，我们会和你一起住几天。”
“谢谢,爱。我不知道没有你我该怎么办。但我对把女孩们从床上拽起来和她们的日常生活感到有点内疚。”
“他们会觉得这很有趣。再说了，迈克尔要过几天才能回来。它也会成为我的陪伴。”
她感激的微笑让我忘记了自己的自私。
警察最终离开了，清理工作开始了，外面乌云密布。女孩们把花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坐下来画一幅画，把画钉在冰箱上。
我尽我们所能把玻璃和入侵扫除，告诉格蕾丝戴安娜的事。她用一只枯萎的手捂着嘴。泪水夺眶而出，这一天的情绪溢于言表。
“那个可怜的女人，”她说。“她还不够吃吗?”我祈祷她没事。”我们当然都知道戴安娜的问题:她丈夫的不忠，她正在成长的儿子，离婚，她与孩子们的工作，绯闻。这是九十年代的肥皂剧，登上了我们报纸的头版，占据了新闻和我们的生活，就好像戴安娜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然后格蕾丝气喘吁吁地从她的卧室里出来——她祖母无价的钻石戒指不见了。这是专门为萨拉准备的。莉莉的一枚祖母绿和红宝石相间的订婚戒指也不见了。
我离开女儿们回家了。我不停地在电台间转来转去地收听新闻，但在回家的十分钟里，我听到的都是无聊的音乐。我拿了我们所有人的衣服和一台便携式电视，跳上车。当我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停下来让路时，辣妹组合的一首歌被戴安娜去世的消息打断了。只有我身后汽车的喇叭声才使我动了起来。我不记得剩下的路了。我擦着眼泪走进门，告诉了格蕾丝。
玻璃工很快就来了。“你听说这个消息了吗?””他说。
“是的,”我说。“这太可怕了。”
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和格蕾丝住在一个家里，迈克尔和另一个女人以及两个女儿在海外生活。当我看到我破碎的厨房窗户时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戴安娜去世那天我所在的地方。
(来源: S.C Karakaltsas的短篇故事集)
